看見問題，就不能只站在旁邊看

二十八歲那年，有人問我要不要參選台北市議員。

我想都沒想，就答應了。

現在回頭看，這個決定實在有點草率。沒有政治家世，沒有雄厚的資源，也不認識地方人士。對選舉怎麼運作，更可以說是一知半解。

但那時候的我想得很簡單。選不上，很正常。反正才二十八歲，年輕就去試試看。

沒想到，這一試，就走了二十多年。

在決定參選以前，我已經當了六年律師，也做了六年的義務法律服務。那段時間，我遇到很多來問法律問題的人。

有人欠了債，有人遇到家庭糾紛，也有人成為未謀面父親債務的繼承人，受害終身。

明明從小父母離異，未能見過父親，父親過世以後，因為不懂法律、錯過拋棄繼承的期限，突然要承擔上千萬元的債務。有人問我：「黃律師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身為律師，我可以分析，也可以想辦法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，替他爭取權益。可是有些時候，我只能很無奈地告訴他：法律就是這樣規定。

惡法亦法。

當時的法律制度，只要錯過拋棄繼承的期限，即使沒有從父親那裡得到任何財產，也可能必須承受他留下的全部債務。

不是這些人做錯了什麼，是法律出了問題，讓不懂法律的人受到傷害而無法彌補。

可是當律師，只能處理眼前這一件案子。就算幫助了一個人，下一個還是會繼續受害。

我問自己：如果法律不合理，為什麼不能改？如果問題出在制度，只幫一個人打官司，真的夠嗎？

我想起大學時，黃茂榮老師曾經告訴我們，要走進體制裡，改變那些不公不義。這句話，一直放在我心裡。

所以，當有人問我要不要參選市議員時，我沒有想太久。

不是因為我從小立志從政，更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一定會選上，而是我突然覺得，機會來了。

既然一直想走進制度裡改變問題，總不能門打開了，又站在外面看。

當然，理想是一回事。真正開始選舉，又是另一回事。

我找了一間小店鋪，當作競選總部。沒有團隊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設備。幾個助選的年輕人，加上外甥、外甥女和來幫忙的朋友，平均年齡大概只有二十一歲。

我二十八歲，居然已經算是裡面年紀比較大的。很酷吧？也因為只是一群年輕人，不知道選舉有多難。哈哈。

沒有資源，就靠雙腳走遍大街小巷；不認識選民，就一個一個去敲門認識。到市場、街頭和巷子裡，把自己為什麼參選，一遍又一遍說給大家聽。

那時候，支持我最多的，是過去當律師時認識的客戶和朋友。他們幫我到處拉票，成為志工；知道我沒有太多競選經費，乾脆成立互助會，讓我標會籌措選舉費用。

甚至有人把自己標到的會款捐給我，再每個月慢慢繳會錢。這些事情，我一直記得。

他們支持的，不是一個可能當選的人，而是一個二十八歲、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一點理想和一股傻勁的年輕律師。他們願意相信，我可以替更多人做一點事。

這份信任，比競選經費更珍貴，也讓我知道，從我決定參選的那一天起，這條路就不再只是我自己的選擇。

最後，我以內湖南港區第一高票當選台北市議員。很多人都很意外，我更意外。

原來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。你以為自己只是想試試看，走出去以後，才發現有那麼多人願意陪你一起走。

當選以後，我沒有停止法律服務。從當律師的第一年開始，到後來離開議會進入市政府，前後做了二十七年，服務的人次超過十萬。

因為我始終記得，自己為什麼走進政治。不是為了一個位置，而是希望那些帶著滿臉徬徨走進服務處的人，我努力不讓自己說出這句話：「法律就是這樣，沒有辦法。」

我會說：「我們一起想辦法修法。」

後來，我參與推動繼承制度修法。那條路走了十多年，現在，台灣的繼承制度以限定繼承為原則：繼承多少財產，才在這個範圍內承擔多少債務。

法律改變以後，是保護了每一個遇到相同問題的人。那一刻，我更確定，二十八歲的那個決定沒有錯。

我們常常會以為，改變世界是很遙遠的事。要等自己更有能力、更有經驗，或者準備得更完整，才有資格開始。

可是很多事情，永遠不會有完全準備好的那一天。

我參選的時候不懂政治。進入議會以後，更不是每一件事都知道該怎麼處理。

但我知道，既然看見了問題，就不能一直站在旁邊看。可以先走近一點，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，找到願意一起努力的人。然後，做自己能做的事。

不一定每一次都會成功，也不一定能立刻改變。有些過程，可能要走十幾年。甚至有些看起來很小的事情，也要一遍又一遍地跟很多人溝通。

如果每一個看見問題的人，都認為那是別人的事，問題就永遠停留在原地。

二十八歲走進政治，是因為看見了很多人的無助，年輕的我總想做些什麼。

> 既然看見問題，就不能只站在旁邊看。